由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促进会、太仓市政府主办，北京华创阳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10届中国国际新药创制前沿技术与产业化发展峰会暨项目合作洽谈会日前在江苏太仓举行。近50位来自国内外制药领域的专家学者及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分别在大会报告及化学创制前沿、生物药创制前沿、中药/天然药物创制前沿、转化医学与新药研发前沿、药物临床前/临床研究评价前沿、药物制造与质量提升技术前沿等专题会场，围绕国内外新药创制的新兴技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共性技术等最新进展和关注焦点进行了交流。  
    
    热点一：药物安全性评价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在大会报告中指出，由于动物实验结果不能完全预测临床结果，Ⅱ期临床试验失败率约为40%，Ⅲ期失败率约为50%，加上Ⅰ至Ⅲ期临床试验结果的局限性，新药开发的难度日益加大，“早期评价、早期淘汰”的原则已成为药物研究的重要策略。桑国卫强调，当前国际新药研发的新趋势之一，就是促进新药尽早开展临床评价，由此提出了0期临床试验的理念。0期临床试验为Ⅰ期临床试验前的早期探索性试验，涉及比Ⅰ期更少的资源，能更有效地向前开发有希望的候选药物，减少在那些不可能成功的候选化合物上浪费时间和资源。  
    
    第二军医大学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质保部主任袁伯俊教授介绍，药物安全评价研究的设计就是应用专业知识和必要的统计学知识制定的一个完整的实验研究计划或方案，其要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要求，严格遵守GLP的规定，牢记个体化原则（Case by case），符合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研究结果要科学、严谨、可靠、可查。  
    
    北京岐黄药品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崔天红谈到，新药临床试验阶段的安全性评价除了要考虑常规实验室安全性检测指标（血、尿、大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心电图），电解质、血糖，心脏毒性、肾损伤等之外，还要考虑长期反复用药的影响，如对中药新药应根据其特点确定、选择检验指标，进行处方中药材的毒性和毒理学研究。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CEO左从林表示，新药临床前的安全性评价包括安全药理试验、急性毒性试验、反复给药毒性试验、遗传毒性试验、生殖毒性试验、致癌试验等等，需要回答很多问题，如有没有毒性，毒性有多严重，是什么样毒性，毒性与剂量关系如何，毒性靶器官是哪儿，是速发还是延迟毒性，可以恢复还是不可恢复，毒性反应的预测指标是什么……临床前评价的总体考虑是“说清问题”，而不能单纯追求“60分”及格，要应尽可能多做一些试验。  
    
    袁伯俊认为，机械地执行指导原则，设计的实验方案千篇一律，撰写化验单式的总结报告，没有分析讨论综合评价，缺乏科学性、实效性等，都是目前我国创新药物安全评价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而实际上，创新药物安全评价的研究方案和总结评估值得关注的地方很多。以总结报告为例，它不是对实验记录、化验结果、病理观察的简单罗列累加，而是一个详细审核数据资料的复杂工程，是科学客观、实事求是、全面总结分析提高的过程，也是安全评价研究质量和水平的体现。袁伯俊强调，安全评价工作并不简单，创新药物的安全评价则更难，“前期准备是条件，精心设计是核心，严格实施是关键，科学总结很重要”。  
    
    热点二：生物药开发  
    
    目前，生物产业被列入七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生物医药已成为生物产业的重点之一。在今年发布的《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生物技术药物被列为第一重点发展领域。桑国卫表示，在美国和欧洲大约有25%的新药是生物药，包括重组蛋白、单抗和以核酸为基础的药物。其中，抗体药物占了约1/3，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就有120余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26种抗体药物中有4种成为销售额超过40亿元的“超级重磅炸弹”级药物。  
    
    桑国卫谈到，目前国际上新型抗体药物的研发呈现几个趋势：一是多种抗体联合用药，对癌细胞生长实行多重阻断；二是研发双功能抗体；三是运用抗体药物偶联（ADC）新技术开发新一代抗体靶向抗癌药物；四是进行抗体糖基化改造，增强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五是扩展适应证，如治疗传染性疾病、神经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我国抗体药物的研发水平明显滞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临床用的抗体药物主要是国外公司生产，我国批准的13个治疗性抗体药物中仅有３个为本土产品。”桑国卫说。  
    
    除治疗性抗体外，疫苗也是生物技术药物研发的另一重点领域。“我国疫苗产业发展迅速，2011年销量达9.75亿剂次，销售额超过123.2亿人民币。”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副总经理杨忠东高级工程师介绍，与国外比较，我国是疫苗品种最为丰富的国家。与整个世界的疫苗品种组成对比，我国仅缺少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但目前，我国疫苗市场主要针对儿童，成人疫苗的市场被严重低估，可供成人接种的疫苗种类还比较少，如加强型无细胞百白破疫苗（成人用）、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肺炎结合疫苗等成人用疫苗市场严重供应不足，有的甚至还没有上市。  
    
    “虽然我国是疫苗生产大国，但仍然不是疫苗发展强国。我国在新疫苗品种的研究上还比较落后。”杨忠东认为，今后10年我国疫苗研发和产业应该专注于三个目标：一是研发新疫苗，包括新发和传染病疫苗、成人疫苗、慢性传染病和自身免疫病的治疗性疫苗、癌症治疗疫苗；二是提高和改善疫苗的质量，主要是指对现有疫苗的更新换代、提高质量标准、降低疫苗的不良反应和改善疫苗的更接受性；三是发展关键技术，如高效表达系统、规模化纯化工艺、佐剂、细胞基质、疫苗递送系统等，为疫苗的发展和产业化提供支撑。  
    
    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魏开华教授表示，质量研究和控制是生物技术药物的生命线，基因表达调节调控存在严格的时空特异性，其表达过程、贮存、转运、降解、翻译调控及产物的翻译后加工等许多因素，严重影响蛋白质的质与量。国内外数十年生物技术药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都表明，一个生物技术药物结构选定之外，工艺设计、控制是质量研发的核心和关键。其中，对于目标产品的结构确证、有关物质的结构研究与控制、产品稳定性与质量研究等，是生物技术药物开发的最关键步骤之一。  
    
    热点三：药品质量控制  
    
    《国家药品安全规划（2011~2015年）》中提出，要提高国家标准，力争与国际接轨。对于创新中药，这项任务尤其艰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戴忠研究员谈到，由于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药材、饮片、制剂）、成分复杂、功效成分不惟一，使得中药的质量控制和安全性评价难度大。目前中药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标准普遍偏低，难以控制产品质量；同一产品存在不同标准；系列产品标准主要控制指标不统一；控制指标难以与安全性、有效性相关；不能反映中药的整体特点等。戴忠强调，中药质量标准的制订必须要坚持中医药理论和特点，体现中药的物质基础是多组分群的特点，真实反映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要符合中国国情，体现科学、合理、经济、实用、环保，以及质量可控性和标准先进性的原则。研究人员可借助现代科学取得的丰硕成果，建立中药品质评价的新方法，多思路、多途径、多手段地开展研究并付诸实施。  
    
    随着生物制药产业的快速发展，生物制品的质量控制日益受到关注。国家药典委员会郭中平研究员介绍，《中国药典》2005年版三部首次将生物制品规程纳入其中，而《中国药典》2010年版三部收载生物制品达131个，生物制品安全性、有效性的质量标准不断提高，全过程质量控制体系不断完善。  
    
    杨忠东认为，随着GMP标准全面提升和2010年新版《中国药典》的执行等，疫苗的质量监管水平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如2010版《中国药典》进一步提高了人用狂犬病疫苗的质量标准，即DNA残留≤100pg/剂，牛血清白蛋白残留≤50ng/剂。目前，各疫苗研发机构尤其是产业化机构正在通过改善规模化纯化工艺、细胞培养和发酵工艺解决这一问题。  
    
    生物制品的质量控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郭中平认为，质量标准的建立必须基于“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必须有系统全面的检测技术支撑，以及能体现生物制品特性的方法学和技术平台，具备质量标准研究的技术规范，同时还要思考我国生物制品的国家标准如何与国际标准的协调统一。  
    
    据郭中平透露，《中国药典》2015年版三部编制的目标与任务，就是要建立符合生物制品特点的质量标准体系，强化收载内容和形式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实用性；提升和完善生物制品质量标准，逐步实现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强化全过程质量控制，推动生产工艺优化和先进工艺技术的应用；增强质量标准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使现代分析技术在生物制品质量控制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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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已初步构建了生物制药、化学制药、医疗器械、医药研发服务等为主线的医药产业链。随着总投资近8亿元的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的正式投入运行，以其为核心的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园也初见端倪，目前正在抓紧规划设计和制订工作，有100多位海外留学博士落户中美冠科、苏州昭衍等园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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