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近日报道，15.5元由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厂的癌症辅助治疗药芦笋片，流通到各级医药公司（省级医药公司给其他医药公司的批发价为30~40元），医药公司经由医药代表销售到湖南省湘雅二医院（价格即为该药投标报价指导价136元），直至从医生手中开出处方，最终竟卖至213元，利润高达1300%。
    众所周知，推出药品招标采购这样一种制度，本来是想避免暗箱操作，降价惠民。然而人们不愿意看到，但却又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是，这样一个良好愿望的制度，已然在实施过程中被扭曲了。用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的话来说，招标采购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引入的也是竞争的原则——希望通过降低各个方面的成本，降低药价，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现在的问题是它“走偏了”。

    弊端显现

    不难看出，在药批环节由最初的15.5元的出厂价涨至30~40元，利润清晰可见；然而，此后的交易环节中的利益分配却让人深感“水深”——医药代表卖1瓶芦笋片有100元利润，这些钱的分配涉及的利益链条将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和医生囊括在内。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药品招标政策实行10年的今天，业内人士谈及招标中的弊病已不再讳莫如深： 
    首先，药品降价成效甚微的背后是以药养医的体制，这也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于明德分析道，“政府控制药价，从1996年至今已有14年，在此期间，全国统一药品降价有24次，但都未彻底解决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以药养医的体制。对于供应商、配送商来说，医院就是上帝。招标最终落到合同上，已不是招标办能左右的，而由医院“拍板”。在这种情况下，几家共同中标的企业，谁提供的利益更大，医院和医生自然就选择谁。”
    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牛正乾对此表示赞同，他强调，因为公立医院严重偏好高价药、排斥廉价药，从而极大地抑制了药品招标采购这种高效率的市场化药品分销模式的发展。企业直接受医院及医生需求导向的影响，医疗机构及医生愿意使用什么药品，药厂和流通企业方能提供什么药品。
    除了以药养医的体制的弊端，药品价格管制的尴尬也让业内深有体会。早在今年年初，湖北省政协委员、九州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宝林就曾对媒体说起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的窘境。他举了个例子，某药品在九州通的进价为1.68元/支，卖给基层医疗机构的价格为1.78元/支，而该药品的政府招标价竟达到了8.85元/支。九州通所经营的药品中有七成以上都包含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里，在该公司统计了这些药品的政府招标价与进价之后发现：3000多个品规中，九成政府招标价比市场价还高，只有一成药品的招标价低于市场价。
    另外，有业内人士认为，药品招标中“质量优先”原则没有科学、统一的标准，地方专家评议太主观；基本药物的增补和配送商的选择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度；药品集中采购缺少社会的监督；药品流通领域倒卖税票，逃税洗钱，挂靠经营问题普遍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念好真经

    面对药品招标采购中的诸多弊端，业内人士纷纷献言献策。
    牛正乾认为，试图通过招标的办法来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仅仅在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来寻找问题的解决思路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包括某些基本药物在内的廉价药品得不到正常使用的根源在于医药卫生体制存在的制度性弊端，他同时提醒，“统购统销”的做法会导致药品配送的行政垄断局面，进一步加深行政部门对医疗行业的介入，使得“管办分开”更加困难。而没有竞争约束的垄断所必然产生的行政腐败、低效率和高成本，长远来看只会导致药价的进一步抬高和廉价药物的进一步短缺。而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必然出现的政府补贴的无底洞和财政的不堪重负，此外就是全国药品市场的板块分割和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牛正乾强调，要想消除“高价药高回扣”这样的“潜规则”，重点要管好医院这个“水龙头”（药品最终出口）。只有用药决定权环节（医生）愿意主动使用廉价药，才能使药价真正降下来。希望医疗政策能够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十七大及新医改精神，尽快推进“四个分开”即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加快医疗产业的产权多元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励竞争作用，如此方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弱化乃至消除“潜规则”。
    于明德的观点与牛正乾如出一辙，他建议：首先，应该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解决医改中遇到的问题；其次，实现管办分开，所有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经营权归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院管理团队；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招标政策，不能各自为政，助长“诸侯经济”。同时，要加大对有关机构的约束和监管力度。

(责任编辑：)